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初步发展的古代城市，英国统治下的发展

仰光位于伊洛瓦底江下游三角洲，古代以来长期作为缅甸的佛教圣地而闻名,第二次英缅战争中被英国占领，此后进入了长达9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期间里仰光发展成为缅甸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缅甸的首都。

为增强英国在仰光的殖民统治权威，殖民政府引进了现代城市理念对仰光进行重新规划，并利用大量外来移民对城市进行建设。仰光服务于英帝国统治的新殖民城市的定位，导致英国在仰光进行掠夺式的统治，同时仰光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仰光也成为缅甸与全球市场联系的一个窗口，是东南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城市与移民城市。

古代城市的产生与神圣性活动的展开密不可分，分散的人群经常来到固定的有神圣意义的场所进行祭祀，最初的城市就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仰光的起源也不例外。很多文献记载了关于仰光早期历史的神话传说，相传是由位于仰光和端迪地区之间的奥加拉巴王朝的两个商人兄弟得到了佛陀的头发并将它们放在家乡圣山上的一座宝塔中，奥加拉巴国王修建了大金塔来收藏佛发，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朝拜。

奥加拉巴王朝灭亡后，宝塔年久失修变成了废墟，后来印度僧人重新发现大金塔并在此传播了佛教。这是关于达贡起源的一个传说，实际上达贡和瑞光大金塔的名字起源于梵语②，由此可以推测达贡的早期历史与印度是有渊源的。根据《孟纪事报》和《国王历史》的记载，达贡的孟人与室利差呾罗的骠人发生过一些战争，骠人曾一度占领达贡，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国王阿奴律陀(Anuruddha)的势力扩张到下缅甸，也占领过达贡。

12世纪时，可能是在1180年，达贡与锡兰发生过冲突，这些关于达贡历史的记载大多也是传说性质的，没有可靠的依据，直到蒲甘王朝灭亡后，证明达贡真实存在的历史更加清晰的显露出来。

蒲甘王朝灭亡后缅甸分裂，1281年伐丽流（Wareru）在马达班建立孟族王国，1369年孟人国王频耶陀努（BinnyaU）迁都勃固后，达贡才开始作为宗教中心引起注意。1362年频耶陀努修复了瑞光大金塔，并将它的高度提高到66英尺，这成了一个著名的朝圣圣地。

以前的大金塔规模较小，从频耶陀努时期开始大金塔的高度逐渐增加，达贡开始因为大金塔而闻名，又因为和三角洲河流的汇聚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地区。信修浮（Shinsawbu）女王退位后来到达贡又重修了大金塔，“宝塔被增高到302英尺，并在塔的上下都镶上了一层黄金”，将奴隶和土地捐献给宝塔，扩大了苏雷塔（theSulePagoda）的规模。

达摩悉提（Dammazedi）在位期间要求达贡居民们吃素，因为这是佛陀的城市，达贡的居民真正成为佛教徒。这一时期被描述为“下缅甸的黄金时期”，宝塔具有神圣含义和权力的象征，它能把人群从附近地方吸引来，长久以来达贡这个“纪念性汇聚地点便逐渐地把有共同的祭祀礼俗或宗教信仰的人们”，集中在这里进行宝塔祭祀捐献等活动。

在勃固王朝多迦逾华（Takayutpi）统治时期，东吁王朝的莽瑞体（Tabinshwehti）进攻下缅甸占领并达贡，1550年勃固王朝的旧臣斯弥陶（SmimHtaw）在反抗东吁王朝过程中占领达贡，但很快就被莽应龙（Bayinnaung）驱逐。勃固王朝的另一位王位争夺者斯弥修都（SmimSawhtut）似乎也占领过达贡，达贡还曾被作为奖励送给将阿瑜陀耶出卖给莽应龙的暹罗将军。

东吁王朝灭亡后雍籍牙（Alaungpaya）统一了上缅甸，在1755年率领军队南下时占领达贡，并“把大光改为‘仰光’，意即‘冲突的结束’”，仰光成为贡榜王朝统治下的城市，这是仰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此后这里开始作为王国重要港口进行建设。雍籍牙之所以选择开发仰光而放弃发展已有商业基础的沙廉，有以下几点考量。

首先沙廉是孟人叛乱的中心和欧洲在缅甸的利益中心，“雍籍牙希望建立一个既不是孟人也不是欧洲人的新港口”，英国在仰光的势力没有沙廉和内格雷斯角那样深厚；其次勃固河在沙廉沿岸淤塞，大船很难航行到沙廉对面的河段，沙廉的港口功能逐渐减退，而仰光此前已积累了一定的商业基础，并且“距离沙廉较近，可以分享沙廉的贸易领地”。

下缅甸的孟人经常反抗贡榜王朝，时常对仰光发动攻击，雍籍牙离开仰光后孟人在6月份就发动攻击，12月时仰光遭受了孟人联合在沙廉的英、法势力发动的更大规模袭击，1758——1759年孟人再次占领仰光。孟人叛乱被平定后，缅人对仰光的控制仍不牢固，孟云（KingBodawpaya）在位期间发生过孟人大起义，三百名孟人杀死了许多居民控制了仰光，这次孟人起义平息后贡榜王朝试图采取重建孟人的故都勃固的措施以消除孟人民族主义情绪，这对稳定孟人民心起到较好作用。

贡榜王朝前期仰光的行政系统中最首要的官员是谬温（Myowun），他既是仰光总督又是勃固总督，他来往于勃固和仰光之间，拥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其次是叶温（Yewun），他实际是一名司法官员，除重大案件由谬温审理外都由他处理，并且谬温（Myowun）不在时由他管理仰光。第三位是治安官悉该（Sitkai），实际上是一名警官，他手下有一支装备了火枪的军队。除此之外行政系统中还有海关官员（Akaukwun）、税收官（Akunwun）、通讯官（Nakhan）、秘书（Secretary）、首席办事官（theHeadClerk）、警卫官（Aweyauk）和翻译官。

由于仰光这里远离王朝的国都，所以这个行政系统很少受到束缚，拥有很大权力。这一时期的仰光城位于河边总面积不超过八分之一平方英里的小地方，城市中心在苏雷塔的东面，城镇由三条东西向、两条南北向的街道和一些小街道组成，河岸边有三个码头和一个中国商人建的“中国码头”。

仰光港口实行严格的引航员制度和审查制度，没有引航员任何船只都不能合法通过河口，船只都要受到审查，海关在船上发现的未申报物品都被列入违禁品而没收，同时为了防止财富外流，缅甸禁止贵金属出口，船上携带价值超过20卢比的银器必须上报，贵金属出口是非法的。

蒙哥马利与弗雷泽的方案中，苏雷宝塔都不在新城范围内，新仰光的规模都不会比雍籍牙时的仰光城更大，城市规模要扩大，弗雷泽在1852年政府专员潘尔视察仰光前对规划方案进行扩大修改，此次方案规划的面积比弗雷泽最初的规划、蒙哥马利规划的面积都要大，新城市大概有500英亩土地，能容纳36000人口的规模，与雍籍牙时期的城市相比向西扩展了。

修改后的方案以苏雷宝塔为城市的中心，“苏雷宝塔在城市网格中得以保留，这不仅是因为佛教在缅甸的重要地位，还因为宝塔在仰光城市扩展规划的空间布局中的实用性”，苏雷宝塔如果在重建仰光时被摧毁，将会引起缅甸人的激烈反抗，保留它不仅对城市规划布局有用还能助于平息缅甸人的反抗情绪。

仰光的规划经过几次修改还是存在一些问题，30英尺的道路较窄难以保持道路的卫生整洁，视觉上效果也不好，东西向的道路数量太少容易道路拥挤，军队驻扎区的规划由军事管理局独立进行，所以城市道路没有与军区连接起来。仰光的发展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雷泽的计划进行，在实施的过程中发现，规划的下水道系统无法建立，潮汐虽然可以避免对河水的污染。

但是通向河流的下水道会将污水排放到河岸，将会导致严重的河滩污染；环绕仰光的运河也没有建成，因为没有了下水道将无法正常使用，人们担心运河会阻断从宝塔附近高地渗到城镇水井的纯净水的供应，河水受到污染井水将无法使用，只有在城市的西部和北部挖掘了运河，是为了给抬高河流附近地势较低的建筑工地提供土壤。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地面规划都得到了实施，到1870年左右，弗雷泽最初计划范围内的重建工作几乎全部完成。

仰光并不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座普通城市，占领仰光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决定将它经营缅甸的重心从毛淡棉转移到仰光，仰光承担着“建立殖民地的法律与秩序，为毫无阻碍地对缅甸进行剥削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和“将英国的文明转变为殖民地的前哨，将殖民地纳入英国的世界秩序”的重任，按照首都城市的规模对仰光进行规划，仰光要成为一座能促进贸易、体现英国世界秩序的殖民港口城市。

所以仰光的规划和建设明确了服务于英国殖民统治和服从于英帝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需求，是英国把缅甸变成英国的大米、柚木、石油的供应地和英帝国的商品销售市场的工具，所以这样一座服务于大英帝国全球殖民战略的城市规划，显示出不同于传统仰光城市的特点。

蒙哥马利的规划借鉴了新加坡城市规划中对于海滨的开发方案，将仰光的海滨作为城市的公共形象，良好的海滨景观会给从海上到来的欧洲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还能增强欧洲和商业区的坚固性和持久性，而且深水港港口城市的定位要求仰光港口要能够承担起国际港口的重任。蒙哥马利的规划还给城市配备了污水处理系统，能够有效预防火灾，保持城市的卫生预防疾病。

仰光的规划还借鉴了新加坡的网格式结构，将仰光规划成一个棋盘式的城市，蒙哥马利和弗雷泽不谋而同的采用了这种设计。这种方格网规划由欧洲的巴洛克城市结构演变而来，“巴洛克城市规划的特点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审美单元，把用地划分成为几何图形，道路按直线型发展”，这一城市结构伴随着殖民扩张运动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

新殖民城市采取巴洛克城市的这种“宏大规整的设计以达到耳目一新的目的”，在传播过程中巴洛克式城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殖民城市的布局简单，呈现出独立方格网状的区域格局。新殖民城市的建设中采用这种方格棋盘布局更多考虑资本与治理的因素。

棋盘格的空间布局可以划分出更多的小块土地进行售卖，资本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棋盘式结构还可以向其他方向扩张，能够同时满足“适应资本价值转移、加速扩展、人口膨胀的要求”，城市后期扩张时也便于延伸道路。

宽阔的棋盘格局也无法为罪犯提供藏身之处，开阔的视野便于警察抓罪犯，网格式的街道也便于监管土地。在这样的规划理念下，仰光从古老宗教城镇被建设为具有全新社会秩序的城市，新仰光的建设体现了“直线网格集中在世俗的商业力量和来自国际资本主义和财富的权威”与浓厚的殖民主义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