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和主要内容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从而获得了战胜敌人最基本的条件。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团结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没有采取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而是继续执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1946年3月，蒋介石不断挑动内战，全面内战的危险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为了准备自卫战争，必须充分发动解放区农民，这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适当的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对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做出部署。随即，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了广大解放区。

伴随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展开，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广大农民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12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告农民书》，东北大部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以平分土地为中心的土改运动。各地召开贫苦农民大会，以村为单位，由贫雇农团、贫雇农大会划定阶级成分，分清阶级阵线，丈量土地，划等平分。

1947年10月，我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秋季攻势，并由北向南挺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当时，中共辽吉一地委和辽吉省委派出干部组成工作团，先后随我军进驻新民县南部和西部地区发动土改。在中共新民县工委的领导下，新收复的新民四区、六区、七区、八区，以自然村屯为单位先后建立了294个农会。由于新收复的新民部分地区处于敌我两军对垒的边缘地带，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经常发生战斗，因此在新民部分新区开展的土改斗争发展也不平衡。

七区和八区未能过渡到平分土地。六区和四区的土改斗争开展得比较深入，这里距敌占区相对偏僻，且这一代是我党政军活动的中心区，因此，这里的群众发动工作更为彻底。六区和四区各村屯农会不仅带领农民挖、分了地主的浮财，而且一举进行了平分土地，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推翻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仅南六区的75个村农会就为当地农民平分了地主的两万余亩土地，并将100多台大车、350多匹骡马、3000多件农具、4000多件衣物和200多万斤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为了对抗农会和广大农民的斗争，一些地主偷偷地将大量财产和粮食转移出去或埋藏起来，党组织又发动群众去深挖浮财，扩大战果。四区小赵村农会带领农民挖出藏匿粮食的地窖就有90多个，共起出粮食13万斤。

当然，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中，新民县的土改斗争也难免出现了某些偏差。县工委发现这些斗争中的偏差后，及时地进行了纠正。尤其是县工委对一些被错分了的工商业户给予适当经济赔偿，实事求是纠正错误的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1947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收复辽中后，新组建的辽中县委和县政府即带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在花牛沟村，土改工作团依靠贫苦农民很快建立起农会、妇女会以及儿童团。工作团发动群众划定阶级成分，开仓济贫，分田分地，迅速掀起土改斗争的高潮。在总结了花牛沟子村开展土改斗争的经验后，县委、县政府在辽河西的老大房、满都户以及花牛沟3个区全面铺开土地改革的斗争。在很短的时间里，即在以上3个区建立起50个村农会，有5200多人参加了农会。1948年1月，辽中县委、县政府又在辽河以东的朱家房、四方台、新民屯和长滩等地区发动土改斗争。在先行进行土地改革地区一派革命景象的鼓舞下，辽河东一带农民的发动工作更为顺利，很快就组织起95个农会，13000多名贫苦农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到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中来。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在完成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任务后撤出新民、辽中地区。在国民党军队及反动地主武装的疯狂反扑下，新民、辽中两县声势浩大的土改斗争渐渐陷于低潮。国民党军队进占新民、辽中两县后，反动的地主分子丧心病狂地向广大翻身农民进行反把倒算，辽中县茨榆坨村民兵队长肖洪义和儿童团长谢荣策两位烈士，就是在这时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当时沈阳地区的土地改革，仅在我党控制的新民、辽中两县新收复区域的部分村屯开展起来，而沈阳市郊广大农村的土地改革则是在沈阳解放后才完全铺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摘自《沈阳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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