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晚清」马关谈判中李鸿章被一枪爆头大难不死却反遭痛批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下榻的春帆楼旅馆
这一天，73岁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奉命前来谈判议和，原因是在刚刚结束的甲午中日海战中，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大清帝国再已无心无力对抗日本的帝国海军。就在李鸿章刚到达其下榻的春帆楼旅馆时，突然一声枪响，当现场人们反应过来时候，李鸿章这个年迈的老头已应声倒地、满脸鲜血，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自古以来，各国都有“两国交战、不杀使臣”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可是官方不杀不代表不能民间暗杀，在何况这是在一个民族情绪异常亢奋的刚刚崛起的大日本帝国。
那么，李鸿章为什么遭遇暗杀？到底又是谁在暗中放了这一枪，其目的何为？日本政府和大清帝国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应对策略？今天云清就和大家聊一聊这场发生在百年前的世纪暗杀案的前因后果。
伊藤博文：还得是我章哥来才行！
时间往前推到当年1月份，也就是李鸿章赴日前的两个月，当时清政府委派户部左侍郎张荫和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进行停战谈判。这两位放在今天也算是省部级官员，可是却被日本代表团拒绝。当时日本负责谈判的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从双方身份上看，大清朝的谈判团确实有些低人一等，但台面上，日本政府又不好明说你大清朝来的人级别低，于是随便找了个稍微正当的理由说是：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
马关谈判时年已73岁的李鸿章
与此同时，伊藤博文又私下对中国代表团的随员说：“转致我对李中堂最诚实之口信”，希望中国“任命有正当资格之全权使臣”，言下之意就是要来谈判，还是得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且在朝廷位高权重又有国际声望的李鸿章前来才行。伊藤博文这么表达其实也确实没有过誉，要知道甲午之战前，李鸿章因平太平军、剿捻等军功和兴办洋务的实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足以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比美的东方伟人。如果没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会戴着这顶帽子进入历史。
但是李鸿章打心里是十万个不想过来，一方面他深知这次谈判必然会被世人乃至后人一骂千年，枉他一时功勋。另一方面，其实李鸿章对日本一直非常警惕和厌恶。因为早在他担任两江总督，率领淮军在上海主政一方对抗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时候日本经常委派一些商人学者来到中国，看似是经商交流，实则暗中打探中国军政各类情报，而且非常嚣张。
伊藤博文
加之，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增强，军国主义思想开始泛滥，清醒的李鸿章多次上奏朝廷，要警惕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企图。1882年，李鸿章在一次上奏中讲到：“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3年后，为解决朝鲜内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这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交手，也让他对这个比自己小18岁的对手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李鸿章随即向总理衙门密奏，称许伊藤博文是治国之大才，认定“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国之远患，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
结果一语成谶、造化弄人。虽万般不愿，李鸿章最终不得不奉命前来马关，以战败国的身份和这个自己警惕了多年却有不想打交道的对手再次打擂。当然，这其中除了前述日本人的“器重”外，当然还因为他在清廷眼里，应该为甲午之战的失败负起责任。
李鸿章：这事能怪我吗？！
中日甲午之战，李鸿章亲手缔造、呕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内外、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李鸿章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名声也是一片狼藉。那么李鸿章到底该不该为战败负责，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云清认为，到底该不该负责，负多大的责，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看。
日军镜头下的甲午海战
首先，从客观层面说，李鸿章没法负责，付过非要负责也是次要责任。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那个年代李鸿章虽然是朝廷重臣，可谓权倾朝野、位高权重，但在封建清王朝的统治下，特别是慈禧老太太的专政之下，没法做到事事依法治国，李鸿章有时连自己北洋水师的经费都要被挪用给老太太祝寿。同时李鸿章虽然职位很高，也有实权，但也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特别是作为一名汉人官员，更是稍有不慎便被人参上一本。他曾经在给部下的书信中写道：“疆臣竭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然后，每次进京公干，不管是大小官员，只要是京官，都要亲自或者派人上门送去红包，为的就是消除任何对他不利的隐患，可见其生存环境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令人高仰。
所以，当时对于朝野的诋毁，李鸿章打心眼里很不服气，他觉得这不是自己的责任，不该事后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这一点从李鸿章和翁同酥的一次对峙中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光绪皇帝派自己的师傅、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到天津，质询李鸿章战败一事，可是李鸿章却对其怒目而视，盯了半天，然后回怼：“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管着财政大权，平时跟你要点经费建设海军，你都扣扣巴巴，半年拨不下来一块钱，海军能建设好吗？
翁同酥
翁同酥也理直气壮说：“计臣（指管理财政的大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就是财政官员要为国家节省经费开支，不能花费无度，你要真的有急事，为什么不多请领几次？这下李鸿章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接怼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指御史言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大意就是朝廷觉得我高调，处处提防我，言官还时不时检举我贪污，我要是再不知好歹，还能活到今天吗？翁同酥顿时面色苍白，被怼得哑口无言。
要说这李鸿章自己负责的军队打了败仗，还能如此理直气壮地甩锅朝廷，不可谓不是一个久经官场的老油条。但这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也是他的真实心境的反映。因为早在这之前，海战刚刚战败的时候，他给自己一个下属写的信件中就曾说到：“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梁启超
甚至连后来的梁启超都曾经为李鸿章背书：“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为直隶、满洲之私事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其观点基本和李鸿章自己的意见是相符合的，那就是仗打败了，李鸿章已经尽力了，要追责任，根源上是朝廷的责任。
因此，从这些客观层面上说，甲午战败，李鸿章责任不大，最多也就是次要责任。但是如果从主观层面分析，李鸿章又不得不负有一定的直接责任。
老照片中北洋水师舰船
一方面，在北洋水师建设中，李鸿章用人不善。北洋水师刚成立时基本都是李鸿章淮军的家底，淮军不善水战，更别说海战了，所以当时就聘请了很多留洋归来的福建人来充当技术骨干，但水师的领导层却仍然是淮军嫡系，特别是任总指挥的丁汝昌，李鸿章这种培育私人势力的用人导向最终导致水师内部上下不和、军纪涣散，战斗力大打折扣，为战败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在作战准备中，李鸿章没有做足充分的战前准备。当时，深知北洋水师真实实力的李鸿章一直努力回避战争，并寄希望于俄国的调停和干涉，俄国人也答应他，如果小日本敢干你，毛子哥绝不会坐视不管，所以这就给李鸿章造成了一种仗打不起来的幻想，而没有做足充分的战前准备和动员。李鸿章甚至在战前一次检阅水师时也是寥寥走了个过场，当时北洋水师舰船普遍缺少炮弹，据记载，定远及镇远60寸口径炮仅存巨弹3枚，小弹亦缺。而李鸿章失察，没有仔细查询存弹数量。两个月后，海战爆发，想添置却已不及，这可以说也是战败的重要原因。因此从主观层面说，甲午战败，李鸿章还是逃不了责任追究的。
刺客：代表帝国消灭你！
当一个人常年被看不起，终有一日中了头彩，咸鱼翻身，必定会自我膨胀，把身边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国家亦是如此。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小国，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非常渴望向外展示自己的强大。日本正是这样，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面对中国这个面积、人口均在其之上的近邻，很多日本人充满了嫉恨，他们认为，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自己要称霸非压倒中国不可。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甲午一战，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
色彩还原日本明治维新后街头景象
所以，从当时日本民众的情绪来看，大家是不愿意停战的，那你李鸿章决不能过来谈判，仗要继续打下去才行。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一个刺客志愿者出现了，他叫小山六之助，也是一个年仅21岁的普通民众。这才有了开篇所说的李鸿章遇刺一事。
那么，回顾历史。日本人因民族狂热情绪发作而暗杀行凶，这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往前看，早在1891年，当时俄国皇太子先到中国，后至日本访问。在与中日相邻的国家中，俄国实力最强，而日本还在崛起中，所以日本君臣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抱大腿的机会。不料，政府官员在俄国太子面前的过度热情，在部分日本人眼里成了有失尊严的“献媚”，结果导致一个狂热分子开枪打伤了俄太子。枪案发生后，日本朝野十分恐慌，日本天皇和各部大臣连夜前往探视，总算没有闹出大的事端。行凶的刺客，包括这次刺杀李鸿章的小山六之助后来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1891年沙俄皇太子率团访日
再往后看，因为不满政府统治，被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刺杀的首相就有6位，另外，包括这次谈判的另外一个主角——伊藤博文也是在14年后被刺杀而亡的，只不过刺杀他的是朝鲜的一个爱国青年。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俄国太子被刺后，李鸿章还曾经专门谈论过这件事，他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倭人狙击之祸，闻即因奉之太过，靡费之太多，激而生变。彼君臣方倾身结纳，反以此致意外之虞，两国交际不能不少有芥蒂。……倭乱党极众，大臣屡被击刺，今乃及于远客，既得仍可不死，难乎其为上矣！”大概意思就是慨叹日本社会暴乱分子太多了，同时对这些行凶的人“仍可不死”表示不满。万万没想到啊，仅仅4年后，便轮到自己重蹈了俄太子的覆辙。
陆奥宗光：都是小事，章哥别放心上！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好在当时子弹虽打中头部却没有致命，天皇遣御医军医前来为李鸿章诊治，皇后特派护士两名，还送上了据说由皇后亲制的绷带。日本国民中特地到李鸿章下榻旅馆探视，用电报、书信等形式表达慰问的，也络绎不绝。
日本当时如此动作，无非害怕这一凶案授予欧洲列强干涉的口实。要知道大清国当时犹如一个让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战争的胜利，在这块蛋糕上切割过多，就如同从其他虎狼口中抢肉，稍有不慎可是要引火烧身的。所以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让前来议和的外宾丧命，慰问等表面功夫当然不可少，但这还远远不够，比慰问更重要的是想办法给其他列强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交代。
清末时局图
李鸿章是为请求休战来来到马关被刺伤的，日本人立即想到可用同意休战来笼络病床上的李鸿章。很快，当陆奥宗光到李鸿章病榻前宣布天皇的暂时休战决定时，“李鸿章之半脸绑绷带，以其绷带外之一眼呈十分欢喜之意。……并对我谓：其负伤尚未痊愈，虽不能赴会议所商议，但在其病床前谈判则无妨”。这是陆奥宗光在自己回忆录中写到的原话。暂时休战，于日本人并无实际损失，但到底能使战火中煎熬的中国人少受一点摧残，李鸿章的“十分欢喜之意”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吧。
于是乎，谈判就进行得比较顺利，结果也是众所周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条约》要旨为：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自鸭绿江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以南）及台湾澎湖；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于三年内分八次交清；另订商约，依中国与欧美各国现在约章为本，并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口岸，日船得航行长江、运河、吴淞江，日人得在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进口只纳进口税，日人制造货物豁免内地税、钞课、杂派；日军暂占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商约批准互换，方行撤回（中国每年付占领军费五十万两）。
《马关条约》原文
这一条约对中国的严重损害不言自明，日本则借此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就合3亿日元，还不包括所谓“驻军费”。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巨额资金，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进一步加速。现在马关的春帆楼前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几个大字，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也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春帆楼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着这两人的半身铜像。
李鸿章：谈判过程我也算蛮拼的！
虽然条约已经签字画押，但谈判的过程中也着实是拼上了半条老命的。首先那就是及时的请示汇报。谈判中的重要事项，李鸿章均曾请旨。朝中大佬们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毫无办法，却把气撒在正和人艰难谈判的李鸿章身上。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曾写道：“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翁师傅这里似乎弄错了，议和要挟的是日本人而非李鸿章。他在国内当然可以“不欲记，不忍记”，但在外面谈判的人，能不能“不欲谈，不忍谈”呢？
败军之将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签。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胁，如果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胜利者的骄横和战败者的窘困，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是竭力发挥了其滔滔雄辩之才。
马关谈判现场
马关谈判正式开始，李鸿章首谓中日“总以永好为是，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本）有益”，彼此“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接着对日本的进步和谈判对手伊藤博文的功绩大表赞赏，又论东西洋形势，以“兄弟阋墙”相戒。二次谈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再度解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我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三次谈判，他劝日本“回头”，“少走几步，不亦可乎”？
正式和约谈判中，日本提出割地、赔款、重订商约等要求，李鸿章在答复的说帖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
话剧中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
李鸿章同时忠告：“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赔费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相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
不能不说，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李鸿章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终究是一方打了败仗底气不足，另一方是打了胜仗小易盈，在这种不平等的心理作用下，李鸿章只能是绞尽脑汁甚至是有些低三下四。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到，谈到了最后李鸿章已是腆着老脸索人情了。
就这样，背负巨大包袱的李鸿章签完了《马关条约》后，于当年4月20日离开日本回到了自己的天津家中。回来后他立即上奏“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并称病要求在家中休养，说是休养，其实也算是一种逃避，因为他知道，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拿回来那是要被朝野千刀万剐仍不足以平息民愤的。
光绪：啥也不是，你安心养老吧！
话说条约内容被曝光后，当时真是举国愤慨。朝中要求毁约、抨击李鸿章的奏疏如雪花般飞至最高统治者案头。光绪帝也是被这种大众情绪带了节奏，终于在8月28日，他再也按捺不住，要求李鸿章迅速来京觐见，并且当面指责赔款太多，割让台湾更是大失民心。皇帝似乎忘了，这些条款均非李鸿章自作主张，而是你跟老太太一起奏准了以后才签的啊。
光绪画像
与此同时，近百名官员更联名呈奏，强烈要求罢免李鸿章直隶总督的职位，光绪无奈之下只得下诏李鸿章“入阁办事”，即到中央任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名，却没有当政实权，说白了也就是一个荣誉衔。军机大臣李鸿章任职后更是没有被安排部务工作，实际上等于赋闲状态。从此，可以说李鸿章开始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
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896年，朝廷要派人到德法英美各国访问，方记起了这个外交老手。74岁的李鸿章请求精通外文的儿子李经方随侍，可是他在这个儿子早年在日本担任大使的时候曾经纳了一个日本女人为妾，因此这个时候又有人站出来说李经方所纳外妇系“倭主睦仁之甥女”，坚决反对，还有人甚至说李鸿章之有李经方，相当于明朝的大奸相严嵩之有严世蕃！由此足以见得当时朝堂上对于李鸿章的愤恨依然没有减弱。
李鸿章养子李经方
再往后看，当年慈禧老太太过寿，特赐王公大臣58人听戏。按翁同龢日记中的位次，汉大臣第一人为翁同龢，李鸿章排在李鸿藻、钱应溥之后，由此可见这位昔日的勋臣，圣眷已衰是铁定的事实。
《马关条约》不仅毁掉了李鸿章个人的仕途之路，毁掉了他的一世英名，更重要的是深刻影响了晚清政治、社会、外交的走向。巨额赔款让中国百姓的苦难更加深重；因反对《马关条约》，痛心国耻，知识分子议政热情高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走上政治前台，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日本的强横逼使清廷在外交上与俄国接近，俄国巧妙设套，步步深入，又埋下了此后日俄两大强国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